中国经济正经历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，这使得源头创新变得尤为迫切。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，以及全球科技竞争的日益激烈，使得基础前沿领域的重要性愈发凸显。面对这些机遇与挑战，优化科研布局、增加投入、革新体制机制，从而提升我国基础研究水平，对于国家复兴至关重要。本期“教育大计大家谈”栏目，邀请了多位专家学者，共同探讨如何通过更强有力的措施加强基础研究，提升我国的原始创新能力。

参与对话的嘉宾包括：中国科学院院士、南昌大学校长陈晔光；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、副研究员李晓强；北京中关村学院院长、中关村人工智能研究院理事长刘铁岩；复旦大学基础研究发展中心主任、脑科学与脑功能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张嘉漪；以及兰州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、天然产物化学全国重点实验室教授阳铭。

源头创新需求迫切，应对“卡脖子”风险

陈晔光指出，中国经济正迈向高质量发展，技术与产业的深度融合对源头创新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需求。对事物根本原理的深刻理解是产生颠覆性应用成果的前提。同时，基础研究的原始创新过程本身就能催生新技术、新路径，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。加强基础研究是化解“卡脖子”技术风险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选择。

李晓强补充道，应用层面的复杂问题往往将我们推向基础研究的源头。当前面临的许多技术瓶颈，深层原因在于基础科学原理和底层规律尚未取得突破。缺乏深厚的基础研究支撑，原创性进展将难以实现，只能停留在低水平的重复。

刘铁岩强调，基础研究已成为当下竞争的底层能力。过去可沿既有技术路线追赶，但现在全球科技竞争已前移至基础原理和关键工具层面。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正在重塑科学发现和产业组织方式。因此，基础研究已超越了传统的论文、学科和实验室范畴，而是通过原始创新催生新质生产力，掌握未来主动权。

平衡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，激发创新活力

张嘉漪认为，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虽路径不同，但都服务于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。目标导向能提升基础研究服务国家需求的组织效能，围绕关键领域寻找背后的科学规律。自由探索则是原创突破的重要源泉，许多重大成果源于对基本规律的长期追问，其不确定性中蕴藏着未来产业变革的种子。

阳铭指出，两者互补共生，自由探索为未来技术突破奠定基础，而目标导向研究则能提炼出新的基础科学问题，反哺自由探索。关键在于将世界科技前沿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相结合。

陈晔光提出，把握平衡的关键在于尊重不同研究的特性。自由探索需要长期稳定的支持和宽松的环境，而目标导向研究则需明确目标并配置相应资源。

新型研发机构的角色与成果转化

刘铁岩表示，新型研发机构的优势在于对产业需求的敏感度、灵活的机制和开放的协同模式。以中关村人工智能研究院为例，其“产学研创投”一体化平台、与北京中关村学院的融合发展、以及项目制运作，都体现了其独特性。打通成果转化链条的关键在于明确“谁来提出问题”和“谁来验证成果”，答案是“问题从产业中来，方案回到产业中去”。通过科研选题与产业需求对接、建立院企联合产业园区、以及打通科研转化通道，为师生搭建了研究者与创业者流动的桥梁。

构建多元化投入格局，优化经费分配

李晓强指出，尽管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投入比重正在提升，但与创新强国相比仍有差距。这要求在继续加大投入的同时，深化改革，优化经费分配结构，确保资金用在“刀刃”上。基础研究需要长期稳定支持，特别是针对国家战略需求导向的研究，应采用定向委托和稳定支持方式。

阳铭补充道，自由探索类研究主要依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渠道支持。在经费分配中，资源向优势团队集中有其合理性，但也应关注青年科研人员的起步困难。在激励顶尖突破的同时，也要保障广泛参与，评审中应更关注申请人的创新潜力和问题本身的科学价值，使资源流向有潜力的创新者。

陈晔光提到，目前经费来源仍主要依赖政府财政，企业对高风险、长周期的基础研究投入意愿不强。

张嘉漪建议，针对产业“卡脖子”技术背后的基础研究，可推行企业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机构联合资助模式。复旦大学已建立协同投入体系，并深化与头部企业的战略合作。

刘铁岩认为，多元投入的关键在于政策引导、企业出题、科研机构贡献原创能力、社会资本提供接续。对源头性、“无人区”方向应保持耐心，加大对非共识方向、青年人才和关键基础平台的支持；对产业牵引型基础研究，应让企业更早参与，政府通过联合基金降低协同成本，社会资本接续中试放大和早期转化。

完善评价体系，宽容失败，支持青年人才

陈晔光指出，基础研究评价的难点在于周期长、不确定性高，难以简单量化。评价改革应回归专业判断，实行“小同行”评议，考察原创性、科学意义和长远潜力，不应“唯高影响因子”。

李晓强建议，评价维度应更全面，过程中的新方法论、工具开发、技术路线积累也应被认可。应建立过程贡献与风险识别机制，将原创方法、工具等纳入成果体系，并建立“探索风险档案”。

张嘉漪强调，建立科学的“宽容失败”与退出机制很有必要，因为证明某个方向是死胡同同样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。

阳铭表示，青年学者入职后应获得开展正常科研工作所需的必要条件，考核要求应与支持水平相适应。考核应基于实质贡献进行专业评判。

刘铁岩提出，应建立匹配基础研究规律的评价体系，关注阶段性评价，提供长周期、稳定的资源支持，并将青年人置于重大任务中锻炼。同时，要培养更多能够定义问题的领军型人才，允许青年人才自主立项，鼓励他们自己发现问题、组建团队、管理经费、对接产业，从而在面对不确定性时更具定力。